作者：WRIC义工李元龙

     李元龙正在为WRIC《农村女婴辅助计划》做登记。上图为李元龙在贵州毕节海子街乡下的赵继中家作记录。下图为WRIC义工从赵继中家登记出来。  (图文来自WRIC)

从2010年6月中旬开始，我就开始着手采集信息，虽然事先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没有想到，我的采集过程会如此不顺利。我知道，计划生育的种种不人道行为，早已使得乡村的人们一看见城里人，尤其是看见“干部”模样的人，就生怕其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明目张胆”走进乡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吃闭门羹。因此，我决定在熟人引荐下，到乡镇卫生院寻找刚刚诞生，或诞生不久，合符辅助计划条件的婴儿。

6月中旬，我跑了两次毕节市鸭池镇卫生院，我都给了医生们“中国女婴辅助计划”表格。一家，勉强接下了表格，可后来我打听到，医生们说，多是骗人的，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找熟人给医生们再次说了之后，医生们又过了好几天，才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对农村夫妇，生了对双胞胎女婴，家中很困难，连住房也是茅草土墙房。为了给保健站留下好印象，我马上赶到保健站。医生们看我又是记录，又是照相，对我的信任明显上升，说是再有生育女婴的贫困家庭，就给我打电话。

而在另一家妇幼保健站，那个女医生的话听起来很不舒服。当她听我说，“中国女婴辅助计划”不论所生女婴是第几胎，是否“计划外超生”，只要家庭贫困，就可以被列为辅助对象时，她说：你们这不是和计划生育对着干吗？农村人也太不自觉了，两口子生七八个，你们也给她钱？这不是鼓励超生吗？

中国人对于人权，对于妇女儿童权利的概念，陌生得很。另一个女医生则说：“要资助，男婴、女婴都一视同仁地资助啊，这不是搞女尊男卑吗？”作为知识程度相对高得多的医生，还都是女性，其观念也不过如此，女婴命运，可想而之。所以，我至今没得到这个保健站一个提供扶助对象的电话。

6月底的一天，我就去过毕节市朱昌镇，我找到一个要好的医生朋友，请她将我引荐给朱昌卫生院。一个叫黄敏的医生非常热心，她将卫生院的女婴登记表拿出来，还在一旁向我介绍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以免我事倍功半。7月5日那天，黄医生放下其他事情，专门和我跑了一天。每到一处，黄医生总是费尽口舌，介绍“中国女婴辅助计划”条件，打消人们怀疑天上会否掉馅饼猜想，以及我是否地下计生工作者的疑虑等等。如果不是有黄医生陪同、参与，7月5日那天，我根本不可能跑上十多户人家，采集到7个合乎辅助条件的女婴。即使如此，也吃了闭门羹的。有个人家，去她家之前打电话，都说在家的，但当我们去敲响她的家门时，却无人开门。邻居则说，她赶场去了。黄医生说，这家人所生女婴，还有三天才满月，哪会去赶场，这是躲避抓计划生育的人呢。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小分队，不少人留下的电话，或者不是自家的，或者干脆就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一位女婴的奶奶，我们刚找到她时，她闪烁其词，言语不那么友好。当黄医生解释清楚我的意图之后，她才小心谨慎地带着我们，七弯八拐，来到正在坐月子的媳妇房间。我们说，其实，你儿子这是第一个孩子，没必要这样小小啊。这位奶奶说，小心无大错，反正她们一家都不愿意让“政府”知道自家添丁加口了。

有人说，一个月100元钱，太少了，不济事。但是，我一个从农村读书出来的朋友说得好：可别这样说，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每个月根本没有100元花在婴儿身上，何况还是女娃娃。这100元钱，多少可以让一个女婴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变的。当那些被遗弃给爷爷奶奶的女婴，那些残疾人所剩生育的女婴等等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同身受地觉得，对于本就重男轻女的农村，对于如今又生存于计划生育夹缝里的女婴，这点钱，不仅可能改变受助女婴们的身体状况，甚至，这可能会改变她们的终身命运呢。否则，那些听说有这样的“好事情”的母亲们，就不会如此对每月100元的奶粉钱，渴望到请我无论如何“帮帮忙”的地步。

说来有趣，也让人感到心酸的是，一些中年妇女或老奶奶听说生了“姑娘”有红包，有营养补助，生了儿子“反而”什么也没有之后，竞然说：“还是党和政府想得周到，连生姑娘都发钱”、“看来政策变好了，姑娘写要跩起来了，还是这样的政策好。”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说，这和什么政府啊政策啊无关，资助款是人家海外基督徒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所以，你们要感谢，就感谢上帝！

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母亲，奶奶都对我说：即使没有资助，他们也会好好带好女儿、孙女，有了资助，她们将像没有得到这笔钱一样，家中再有其他困难，也不会昧着良心乱花这笔钱，一定全部用在女婴的嘴上。显然，这笔钱对于这些乡村妇女来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代表的那点经济意义，她们已经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女婴处境，是有人看着的，女性的命运，是有人关注着的。

我对每个采集对象的亲人都要说：一是你们所提供的情况一定要属实，二是钱到手后不能挪作他用，一定要用在新生女婴营养补充上面，否则，我们将随时中止辅助。而作为采集人，作为把好第一道关，也是最最要的一关的人，我自己的想法是：党棍、官僚们的“爱心秀”伤害了许多淳朴的人们。因此，将“中国女婴辅助计划”做得有别于官方重形式、轻实效，让捐款人的每一笔善款都起到应起、能起的作用，这是我参与到“中国女婴辅助计划”行列的初衷。我将为此而尽力。

找到了那对回家后将主宰破旧茅草、土墙房的双胞胎女婴，找到了那个残疾而老年得女的人家，看到了那两个被半遗弃给奶奶的女婴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为自己能为这样的，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做了点事情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我又想到：假如，他们的境遇完全不需要让这样的帮助，那才真正叫好呢。

另一个让我深感欣慰的是，不少母亲，奶奶都对我说：是有人虐待女婴，抛弃女婴，但他们不会。即使没有资助，他们也会好好带好女儿、孙女，有了资助，她们将像没有得到这笔钱一样，家中再有其他困难，也不会昧着良心乱花这笔钱，一定全部用在女婴的嘴上。显然，这笔钱对于这些乡村妇女来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其代表的那点经济意义，她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女婴处境，是有人看着的，女性的命运，是有人非常关注的。

是的，在偏远乡村，对于基督的福音，对于天上会“掉馅饼”的事情，人们普遍不相信。因此，我对“中国女婴辅助计划”的社会效果更加看好：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最爱孩子，女婴们长大之后，会更比一般人具有博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