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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女性政治家為何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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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網編者按: 台灣的憲法以及地方制度法對女性參政都有所保障,透過這些努力,讓女性進入公共領域服務後,其表現不輸給男性,因此慢慢地女性不需要保障名額就能當選。2018年的台灣國會議員中,女性比例佔38%,名列全球第10名。

 

 

作者尹月

2015年上映的英國電影《婦女參政論者》(Suffragette)講述了上世紀20年代的英國婦女為爭取投票權而開展的可歌可泣的社會運動。雖然影片將聚光燈投在洗衣女工穆德身上,着重敘述了她逐步成長為女權鬥士的全過程;但從她手捧百合花束匯入為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致哀的滾滾遊行洪流這個特寫鏡頭來看,分明有千千萬萬個穆德為神聖的投票權利甘願放棄健康、家庭、工作、乃至生命。戴維森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為覓得在英王喬治五世座前宣揚女性平等投票權的機會,她不幸被賽馬踏成重傷後身亡,時年僅40歲。1918年,30歲以上的英國女性終於像男性一樣擁有了投票權。10年後,國會宣布將婦女投票的合法年齡降低到21歲。至此,英國女性終於獲得了完整投票權,而此時距戴維森逝世又已過去15年了。

 

很難想象在不到100年前的英國、現代政治文明發展至為興盛的國度,仍在以“缺乏冷靜的性格或平衡的心理,不適於對政治事務進行判斷”以及“女人(只能)通過她們的父親、兄弟、丈夫體現其價值”等為由,將女性的參政議政權剝奪得徹底。而影片開頭即透露,拒絕“授予”女性投票權的理由還有一個:“女人一旦參與選舉,就會一發不可收。之後她們還會要求成為國會議員、大臣、法官……”男人們的擔心成為了現實:投票權無疑只是一個開始,數十年來,大學教授、企業高管、國會議員、黨派領袖,乃至最高領導人中的女性比例正在不斷走高。本文將重點介紹台灣政壇女性政治家特別活躍的現狀及其主要原因。

 

台灣女性參政現狀

2016年1月16日,台灣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以大幅優勢在選舉中獲勝,成為台灣地區首位女性領導人。台灣地區的男女平權狀況和女性參政程度多年來在亞洲地區首屈一指,蔡的勝果可謂水到渠成。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12年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來看,台灣地區的指數數值最低,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五。再從權力機關的女性議員比例來看,台灣地區“立法院”的女議員人數佔總比的33.6%(任期2012~2016年),比日本和韓國超出20多個百分點,在亞洲地區名列第二,僅次於東帝汶(38.5%)。那麼,為何台灣地區的女性政治家比例特別高呢?長期致力於研究女性參政權的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認為,這應歸功於“女性參政配額制”(gender quota)的切實實施。

 

何為女性參政配額制

該制度在台灣又被稱為“婦女保障名額制”,指的是在議會中為女性預留一定比例的席位,以便形成議員性別比例相對平衡的制度。目前世界上已有逾130個國家和地區採用配額制,其中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1995年前後啟動了該項制度。根據各國議會聯盟在2015年3月發布的新一期婦女參政問題分析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國會中女性議員比例達到22.1%,比1995年的11.3% 翻了近一番。此外,共有41個國家的女議員比例超過30%,而20年前只有5個;女議員比例低於10%的國家也從1995年的109個大幅下降至37個,配額制的實施成果斐然。

 

與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是,台灣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便開始了配額制的實施。黃長玲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台灣女性在日據和訓政時期積極開展的維權運動。在1946年出台的相關法規中,不僅規定男女共享平等參政權,同時承諾將另行制訂法律保障一定比例的女性當選議員。然而,省主席陳誠於1949年5月將一紙戒嚴令頒下,台灣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女性議員配額制的制訂和實施短期內更是無從談起。

 

1950年,隨着《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的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定》首次規定,在地方各級的民意代表選舉中,各選區的10名(或5名以上)當選者中必須確保至少1名女性,即採取10%的配額制。台灣省議會中的女議員比例從第1屆臨時選舉(1951年)的9.1%緩步上升至第8屆選舉(1985年)的16.9%。其後,台灣地區選舉制度雖然經歷重重改革,但女性參政配額比例始終停留在10%,這引發了許多女權運動家的不滿。同時,鑒於台灣“立法院”採取的選舉制度“不可轉移單票制”——即一個選區內有多個議席,但選民只能投給一位候選人——與配額制“八字不合”,不利於女性候選人的當選,故此要求提高配額比例和修改選舉規章的呼聲不絕於耳。

 

1996年11月,台灣著名女權運動家彭婉如離奇失蹤,數天後被發現陳屍在高雄縣鳥松鄉,震驚各界,史稱“彭婉如事件”。多個女權運動團體聯手發動台灣女性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活動,呼籲繼承彭的遺志,保護女性權益。基於此次事件激起的巨大風浪,民進黨率先於1996年12月規定,每4名參加公職選舉的候選人中必須有1名女性(國民黨也於2000年做出了同樣規定)。1998年,當時的國民黨議員馬英九在當選台北市市長後致力於推動女性權益保護的制度化工作;以顧燕翎等為首的女權運動代表同時也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制訂而奔走呼號。裡應外合之下,1999年頒布的《地方制度法》第33條的規定將地方議會的女性參政配額比例一舉提高至25%。在2002年的“五都選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中,女議員的當選比例應聲上升至28.1%,並在2006年和2010年的改選中穩定在35%左右。2005年,台灣將“立法委”的選舉制度變更為小選舉區和比例代表並立制,其中,比例代表區的至少半數議席須歸女性議員所有,確保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在15%以上。黃長玲的分析顯示,在2002年~2014年的歷次選舉中,共有68名女性憑藉配額制“護身”,成功得到黨內提名併當選公職。而不管是偏於保守的國民黨還是偏於激進的民進黨都傾向於為人望較高、參政經驗較豐富的女性政客保留“配額席位”,從而使她們免於黨內競爭,得以好整以暇地順利當選。

 

此外,根據日本政治學者福田元的統計,出任政府要職的女性人數也隨着配額比例的上升和選舉制度的改革而日趨增加。1988年,郭婉容被李登輝任命為“經濟部”部長,成為台灣首位女性“內閣”成員。不過,直到2003年,台灣“內閣”中女性的比例始終徘徊在15%~20%的低位。經“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敦促有關部門將女性委員的比例上調至三分之一後,情況有所改觀,“中央一級/二級公務員”的女性比例分別爬升至四成和近三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擔任“總統府”正副秘書長、“五院”正副院長等重要職位的女性均不到三成,有的甚至低於一成。

 

針對女性參政配額制的褒與貶

 

從其誕生之初,女性參政配額制所受的質疑便未有停歇。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種意見認為,通過配額制當選的女性公職人員很可能是不稱職的,她們的工作或許不如其他議員出色。而且未經歷選戰搏殺便沒有足夠資格為選民代言。第二種意見認為,這批女議員只會推動有關女性權益的相關法案制定和實施,對其他領域的政策既不了解也不關心。第三種意見認為,年資較深的女議員長期“霸佔”配額席位不利於普通女性政客的晉陞,對有志投身政治的女性也會形成壓迫。最後一種意見則認為,配額制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糾偏原則,無法真正推動男女平權。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迎紅曾指出,“配額制意味着區別性原則取代了人民主權的普遍性原則,導致了新的歧視,與平等原則相背離。”對於這一點,許多女性政客也表示贊同。比如呂秀蓮就曾表示,“配額制雖然很仁慈,但既不公平也不光榮。”一些順利當選的女議員甚至要求廢除這項制度,因為她們已證明自己與男議員一樣能力出眾,無需配額席位的庇佑。

 

羅格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Mona Lena Krook在出版於2009年的著作《女性參政配額制:性別與候選人選拔改革》(Quotas for Women in Politics:Gender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Reform Worldwide)中逐條駁斥了上述反對配額制的意見。她首先指出,從供需政治學的角度來分析,參政對於女性而言成為更現實有利的選擇,從而促使優秀女性積極投身政治(供給);同時,在平權制度監督下,各政黨有義務發掘優質女性候選人(需求),這樣就避免了配額制對女議員“質量”的損害。她在研究英國、瑞典、阿根廷、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各國議會中的女性議員行為後進一步發現,她們的出席率和投票率與男性議員不相上下,在提案數量、提問和發言次數方面甚至顯得更為活躍。黃長玲的研究也顯示,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憑藉配額制當選的女議員在提出動議和草案方面比男議員和未藉助配額制當選的女議員更積極。

 

針對第二點反對意見,Krook指出,事實上,女性議員對不同政策領域抱以廣泛關注,就連在歷來為男性所把持的國防和外貿等領域,女議員的提案次數也沒有落下風。而她們針對教育、健康、勞動/僱傭/移民和環境等議題的積極探討只會將世界變成更美好的人間。不過,還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性別研究專家馮媛的介紹,“聯合國秘書長《審查和評價〈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以及大會第二十三屆特別會議成果文件的執行情況》報告稱,2014年,1096名女部長中有187人負責社會事務以及為家庭、兒童、青年、老人和殘疾人提供的服務,只有45人負責外交事務,24人負責預算/財政事務。這種格局多少反映了缺乏提拔婦女的政治意願、婦女無法獲得更多權力和普遍存在的性別成見。”如果女性長期處於政壇邊緣而無法在更核心的事務上發聲,無疑也會挫傷女性參政的意願和熱情,加之於女政客的種種刻板印象也將變得更為不可動搖。

 

針對第三點反對意見,Krook和黃長玲的研究都指出,通過配額制當選的女議員在推動男女平權方面用力最勤,貢獻也最為卓著。作為女性領導人,她們能有效扭轉選民對於女政客的思維定勢並鼓勵更多女性市民參政議政,營造更為平等善意的政治文化氛圍。最後,雖然絕大多數國家的女性已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參政權,但各國議會的女議員比例長期以來保持在10%~30%的低水準,認為女性“雙商”欠奉、不宜從政的政治文化仍然根深蒂固,配額制的實施非但不是對平等原則的扭曲,反而有助於將法理平等兌現為現實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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