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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泛起习称帝 中国女权进入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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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世界经济论坛剛發表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报告,对全球144个经济体的性别差距状况进行排名,冰岛蝉联榜首,成为全球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北欧国家挪威、芬兰、瑞典均排进前五,卢旺达因其突出的女性参政表现位列第四。中国排名下滑至第100位。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指出,中国妇女将面临最艰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妇女运动将进入一个黑暗期。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人权就受到嚴重打压,女权更是首当其冲,以往没有国家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明目张胆地喊妇女回家。如果习近平做了皇帝,到驾崩了才改朝换代,我们妇女还要挨多少年啊!历史沉渣重新泛起,我们100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努力又会重归于零。

 

以下鏈接是自由亞洲電台對幾位女權工作者和學者的訪談.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fuyouluntan/women-03022018132603.html

Thursday, ‎March ‎19, ‎2015,

中國婦權2015在美國聯合國前地,聲援被關押的女權五姐妹。Photo: WRIC

 

中共中央日前提出“修宪建议”,国际媒体分析说,该提议获通过,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诸多层面产生影响。那么,如果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以及女权运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此采访了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她说:“中国妇女目前面临两方面的打压,一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和男权社会的歧视和打压;二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上的打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女权这个词在中国,就像犯了禁忌一样。”

最典型的是习近平上任后对女权五姐妹的打压。2015年,武嵘嵘与另外4名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李麦子,郑楚然,王曼和韦婷婷,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的公众维权活动,但她们却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遭拘留超过30天,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不到一年后,非营利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也被关闭。

习近平上台后还主张妇女回家,他在2013年对全国妇联领导成员谈话时,以及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全球妇女峰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妇女要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起到作用,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起到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的作用等等。

张菁女士对此评论说,习近平的这些所谓经典讲话,是对妇女运动的打压:“而且这种打压从暗处走向明处,全面公开地倒退。如果修宪成功,国家主席没有任期限制,我们可想而知,现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做什么?当然就是称帝了。在这种帝制下,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还要服从公婆和丈夫,陈旧的社会文化又重新回归,历史沉渣又会重新泛起,我们100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努力又会重归于零。”

张菁女士认为,习近平在没有修宪之前,就已经在说全国姓党,全党姓习了:“如果他再当上了皇帝,党也好民也好,那就全部都是习家的了。而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益,以及其它弱势群体的权益就更不用说了。”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最近发布《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中国位列所有144个国家中第100位,这是该报告自2006年发布以来,中国排名最低的一次。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不仅落后于挪威、丹麦这些北欧国家,甚至排在许多非洲、东南亚国家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还不如卢旺达(排名第4)、菲律宾(排名第10)、孟加拉(排名第47)。

张菁女士对此表示:“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中国女性地位远远低于很多阿拉伯国家。25年前巴基斯坦就有了女部长,国家有妇女银行。”她说,习近平还更助长了男权的抬头,所以,张菁女士认为,中国妇女将面临最艰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妇女运动将进入一个黑暗期:“其实中国妇女已经进入黑暗期了,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人权受到打压,女权更是首当其冲,而且以往没有国家领导人象习近平这样,明目张胆地喊妇女回家。如果习近平做了皇帝,到驾崩了才改朝换代,我们妇女还要挨多少年啊!”

谈到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北京的中国妇女报原总编辑谢丽华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她认为要看两个大指标:“一个是妇女参政,可以看看我们的政坛,女性领导人占的比例有多大。我们可能比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地位稍微高一点,但伊斯兰国家妇女地位现在也在上升。另一个指标是看出生性别比例。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不平衡的,现在放开二胎可能会好一些,但现在愿意生二胎的,也往往是因为第一个是女孩而再要生一个。我们现在出生性别比造成的恶果,包括高额的彩礼,生男孩的家庭又要买房又要买车,已经成了阻碍进入婚龄的男性择偶的大问题。所以有人说,现在有两个女孩比有两个男孩好,因为是真养不起。现在找对象就是女的提条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女的地位高,实际上就是因为出生性别比低造成的物以稀为贵的恶果。很多贫困地区的彩礼已经要到10万人民币左右,发达地区就更多了。”

所以,在谢丽华女士看来,这两个大指标就能说明,中国妇女地位排100位,她认为其实是真实的。

谢丽华女士说,虽然现在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有提高,甚至大学有某些专业女生的入学率比男生还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提高:“一旦女性受了教育之后,有些教育,比如在国学教育中开展培养淑女的教育,反而又去把女性塑造成东方淑女,这种趋势还是有。女性受到了教育,但这种教育还是矮化妇女,更多的还是为男性服务。比如有人说中国社会或者家庭的不稳定,是因为我们女性的独立性太强,使得家庭没有主从。”

因此,谢丽华女士说,衡量妇女地位,一是参政,尤其当一把手的比例真是非常低,然后就是出生性别。她说:“中国女性连出生的权利都会被剥夺,出生后,又有溺女婴的现象。现在的二胎政策甚至全面放开生育,可能会有好处,但生不生又被弄成是男性主流文化在主导,女性无法有自己的选择,而是由男方或者男方家庭在催生,甚至于有些标语口号出现,就是号召大家要多生。现在我们已经得不到人口红利,而且多少年之后劳动力会大大减少,老年社会的矛盾会非常突出,这样的话政府又号召女性去多生育。”

因此,不管是生还是不生,谢丽华女士说,都是建立在女性不能自我选择的基础之上。人口多了,不让女人生,结扎的90%以上是女性;现在劳动力短缺,老龄化问题严重,又要催促妇女生第二胎,年龄大了结扎的,要疏通输卵管再生。这样看来,谢丽华女士说,中国妇女地位被排在100 位是实至名归。

那么,如果把毛时代与近40年改革开放后相比,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谢丽华女士对此表示:“49年前,法律上没有规定那么多的妇女权益。到了毛泽东时期,很多政策性的规定给了妇女五个权利,并写进法律。虽然执行不执行是一回事,但是有了一个标准在那儿摆着。象过去没有工作的,比如我妈妈,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当然,那时候整个国家建设非常需要劳动力,尤其毛泽东著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还是鼓励了很多的人。当时女飞行员,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都成了劳动模范和榜样。当时就是特别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经济独立,那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期,但这是与过去什么都没有作对比。”谢丽华女士说,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在当时成为一个主流。

谢丽华女士表示,改革开放后,妇女确实有了更多的空间,有能力的妇女施展才干,真的涌现出了过去没有的女企业家,以及行业女领头人。但同时,国家的政策又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发展。她说:“尤其有一段时间教育市场化,地方制定一些政策,我们到农村去,居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受到教育的妇女,比上个世纪50年代还要多,尤其在贫困地区,30,40岁的妇女都是文盲,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反倒是她们的母亲还有文化。50年代,扫盲,普及教育,6年义务教育。改革后,农民有基本补贴,而要领补贴得到银行签字,妈妈反倒要给女儿签字,或者婆婆去签字。就是说,改革开放中间有这么一段,出现了新的文盲阶层。”

谢丽华女士说,过去在政策上宣传哪个行当里都有男女比例,尽管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各个领导岗位上都有女性,是一种约定俗成。后来改革开放后,马上就不行了,因为腐败和贿选等,妇女参政就又成了弱势,女性参政比例大大下降。然后是1979年改革开放时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女性陷入特别不利的境地:“计划生育迫使女性堕胎,被打被追,女性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谢丽华女士特别谈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身心健康的危害,官方从来没有好好清理过,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她说:“可能研究时更多男性学者更多地是从人口的控制方面去谈,比如性别比如何有了改变。但是从妇女权益方面去总结的,真是不多。当年,妇女受到生男孩的压力而超生,成了专政对象似的,现在还是没有人敢于说出这样的真话。”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女权问题的夏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夏教授说:“中国女性还处于不公平地位。官方认为,中国过去主要的成就就是妇女得到了解放。政府可以说,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到90年代,世妇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又很自豪地承办这个会议,就是有彰显它在女权事物上的贡献和成就。所以中国官方首先不会承认中国女权或妇女地位等等是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官方的眼中,妇女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有人把它问题化。”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研究,全球性别差距按照目前变化速度,将需要100年才能消除。在夏明教授看来,现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首先还是一个男权国家。他说:“中国政治局委员里只有一个女性,而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一个女性。在中国政治高层,女性是可有可无,忽略不计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家庭结构上,都是男权社会不可挑战,主流权力不可动摇。尤其现在中国又推出要复古,要儒学,女性要去读女儿经三字经,这些东西重新回潮。因此中国的男权社会是女权运动的第一大障碍。”

第二,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给妇女带来好处,但其实也可以带来很多灾难。夏明教授说:“毛的极权主义给女性部分地带来了解放,但这种解放是把女性当成男性来使用,即男人可以开拖拉机,女人也可以成铁姑娘,要上电线桩,要去守边疆。这种所谓男女平等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女性在毛时代其实也受到很多伤害,即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略,这是毛留下的遗产。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层面上女性是以肉体,以女工、家庭保姆和性工作者这些方式,来加入到整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所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又把女性变成一个新的商品和物化的东西,女性权利遭到进一步的侵害。”

当然,很多人会说,每个女性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夏明教授说他对此并不反对。就象他对女权人士叶海燕的许多做法,他也没有非议,因为叶海燕的选择有其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理念。夏明教授认为,叶海燕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同时表示:“问题在于,为什么叶海燕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为什么我们给她的选择结构不是在好与坏之间,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男权主义的问题,也是中国进入到一种从传统到现代,从非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阶段,给女性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影响了当今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第三,夏明教授说,不能忽视的是中共对女性肉体的伤害,而这与男性肉体被伤害是不一样的。他说:“一是对女性子宫的伤害,因为无论是强制堕胎,还是强制结扎,都是对女性子宫的伤害。第二是对阴道的伤害,比如中国卖淫泛滥,有所谓‘黄色娘子军’,可以以几千万人来计算。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字,是与中国官方协调得出的,就是中国的妓女或性工作者有400万人左右。这是对女性直接的伤害。第三是对女性乳房的伤害,就是社会文化不仅对女性的象征意义进行低俗化,还包括在性骚扰中,女性乳房成为目标。”

夏明教授说,这三个方面的伤害都是针对女性生理特征的特别的伤害,正因为如此,所以就有了中国女权活动家艾晓明所说的“阴道的咆哮”。而且,对妇女的所有这些伤害不是民间的行为,而是日本学者福柯所讲到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政府行为。夏教授说,中国的官员认为自己有权力对其下属,以及对女性进行奴役和侵害,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对女性的最根本的伤害。他说,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以国家的公权力对女性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伤害。

对中国妇女地位在《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被排名第100 位,夏明教授评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女权地位问题化,因此,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就没有对女性地位的保护和提升,这是中国妇女地位排名倒数的真正原因。”

最后,夏明教授表示,不得不提到的还有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几千万留守的农村妇女和儿童,以及老人,也就是所谓的“386199 部队”:38妇女,61儿童,99重阳。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奇高,而留守儿童中受到性侵害的女孩人数又奇多。所以,夏明教授说,所有这些都切切实实使得中国妇女地位在统计层面上不会比其它99个国家好。但因为中国人口居世界第一位,所以这个第100 位的排名,就更加令人悲哀和痛心。

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邮箱E-mail:wrichin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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