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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讲出“#MeToo”,遭审查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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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赫海威, ZOE MOU                                 2018年1月25日

 

北京——她们把自己称为“打破沉默者”,她们在网上发请愿书,呼吁调查性骚扰,还分享互联网米姆(meme),比如握紧拳头的手,手指甲上涂着指甲油。

但中国女性发现,组织一场影响深远的“我也是”(#MeToo)运动困难重重。她们不仅要面对男性主导的文化,还要面对执政的共产党本身。

 

政府审查人员显然担心社会动荡,他们正在试图阻碍这项运动,禁止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诸如“反性骚扰”这样的词语,还删除了呼吁更多地保护女性的网上请愿书。官员们警告一些活动人士不要公开发声,并暗示如果她们坚持那样做,她们可能会被视为与外国勾结的叛国者。

 

“这么多真诚又恳切的声音被噤言,”24岁的张累累说,她是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名活动人士,帮助在大学生中分发了数十份请愿书。“我们感到震惊又愤怒。”

 

中国女性要求调查老板、老师和同事;她们敦促大学加大对性骚扰投诉的调查力度;她们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性别歧视,批评没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

 

在几起引发了全国性辩论的案件中,已有几名大学官员丢掉了工作,其中包括一位教授,他被指控在过去15年里骚扰了多名学生。

 

这项运动正在考验中国政府的限度。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发生公民主导的运动,在促进妇女权益方面记录不佳,而且控制着所有的新闻媒体。虽然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点燃了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但在中国,女性只能在网上直接讲述她们的故事。

 

“‘我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30岁的黄雪琴(Sophia Huang Xueqin)说,她是中国南方的一名记者,创办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个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但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大了。”

 

黄雪琴说,她受到一名上司骚扰后,在几年前离开了她在一家全国性新闻机构的工作。她说,许多女性不好意思公开说出自己的遭遇,因为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感觉就像是我们仍生活在传统的时代,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她说。

 

共产党经常把性别平等作为一个宣传主题,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十年里,女性的地位有了巨大的进步。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张累累帮忙在几十所大学传播请愿书,呼吁政府减少女性报道性骚扰的障碍。

 

张累累帮忙在几十所大学传播请愿书,呼吁政府减少女性报道性骚扰的障碍。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近些年来,政府在防止性别歧视和职场歧视复苏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男性在中共高层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官员以及有权有势的企业高管往往有不受不当行为指控的保护。

 

有关强奸和性骚扰的法律很模糊,法律专家说,而且法院常常不做出支持起诉雇主的女性的判决。雇主也很少对投诉进行调查,或采取有意义的惩罚措施。

 

“很多受害者选择保持沉默。”律师李莹说,她是倡导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 她们无法负担丢工作这么大的代价。”

 

“我也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她最近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阅读人数已超过300多万。罗茜茜说,她是曾受陈小武教授骚扰的七名女性之一。

 

她写道,十几年前,陈小武把她骗到校园外,试图与她发生性关系,她哭着求他不要那样做。虽然陈小武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北航本月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称他骚扰了多名学生。

 

罗茜茜在文章中敦促中国女性“勇敢地对骚扰者说NO”。

 

一些人把她的故事描述为中国反性骚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茜茜说,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抵制,这项运动需要“温和、小心”。

 

“只有这样,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活动人士说,改变公众对性骚扰的态度,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在许多公司里,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女性常被当助手使用。男同事把女同事变为情人、公开评论女同事长相的事儿时有发生。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心理学教授张妙清说,许多女性不举报性骚扰,因为中国文化教她们要尊重等级制度。“中国文化不鼓励人们对上级发表不同意见,”张妙清说。“如果不改变公众的态度,很难有对性别平等的真正支持。”

 

中国政府似乎已对越来越多的妇女公开指控性骚扰感到不安。

 

28岁的市场营销专家徐亚露(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曾在上海街头多次被一名男子猥亵。她上传了该男子的照片,但说警方拒绝采取行动。警方告诉她,不会逮捕这个人,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不久后,她收到了许多恶毒攻击女性的评论,她的帖子也被审查机构删除了。

 

张穹玟说,她的朋友和大学工作人员都警告她不要公开性骚扰事件,但她还是向警方报了案。

张穹玟说,她的朋友和大学工作人员都警告她不要公开性骚扰事件,但她还是向警方报了案。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被性侵不是我的错,”徐亚露说。“我为什么害怕或羞于谈论这个问题呢?”

 

就连相对平淡的变革呼声也被平息。审查机构最近删除了一份网上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北京大学开设有关不当行为的讨论班,成立委员会调查权力滥用的举报。此外,一家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也在间断性地屏蔽“我也是中国版”(MeToo China)标签的使用。

 

为避开审查,学生们已在尝试使用不同的短语来谴责性骚扰和性攻击。但据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肖梅丽(音)说,该校教授已对一些活动人士发出警告,说她们可能被视为是在帮助“国外敌对势力”。

 

“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的运动是不被认同的,”浙江大学的博士生郑熹说。她正在发动一场说服市政府张贴反性骚扰标语的运动。

 

一些倡导者担心,如果这场运动的规模变得更大,可能会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联合反对。2015年,北京警方拘留了五名女权主义者,她们试图在公交车上散发有关性骚扰的传单。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也已被关闭。

 

许多中国女性由于站出来讲述遭性侵的经历,受到朋友、同事和亲戚的鄙视。但她们中有些人说,那样做让她们得到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在去年的七个月里,22岁的张穹玟一直在守着一个秘密生活。她说,她曾就读的中国南方一所大学的院长周斌曾多次对她进行性侵,还在她面前手淫,强迫她亲吻他。她说,周斌威胁说,如果她举报他的话,就不让她和她的同学们毕业。

 

张穹玟的朋友警告她说,如果她举报性骚扰的话,那会毁掉她的声誉。另一位院长程水金告诉她不要将事件公开,她回忆说,程水金告诉她,“你就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对了。”

 

张穹玟因这件事变得忧郁,开始想自杀。但她终于在去年年底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院女生必读:保护自己不受校园禽兽侵害》的文章。之后,她向警方举报了周斌。

 

去年12月,学校解除了周斌和程水金的职务。两人均拒绝置评。

 

“我没办法从我脑中抹掉这件残酷的事情,”张穹玟说。“我不想因为我的沉默纵容更多的罪行。”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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