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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提:中國大饑荒 3個驚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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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葉青草                                                   2015-04-12
前不久,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學家馮客以他的歷史著作《毛的大饑荒》(毛澤東 大饑荒)一書贏得英國撒母耳‧詹森文學獎。日前馮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就這段中國歷史進行專題演講。他說,在查閱研究當年的歷史檔案中,他有三個驚人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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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5日﹐美國華府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舉辦新書研討會﹐邀請荷蘭學者﹑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 Dikötter)介紹其新著《文化大革命——1962 -1976﹐ 一部人民的歷史》﹐向西方社會揭露了這段中國現代史上相當黑暗的歷史。(圖片:林帆)

 

馮客教授目前任教於香港大學,他利用駐港期間的便利條件,對當年的這段中國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國大陸開始對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檔案解密,對公眾開放,作為歷史學家的他趁此時機開始了檔案調查,使他對此段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並撰寫了《毛時代的大饑荒》一書。

馮客先從廣東省檔案局開始調查,在閱讀過程中,他看到有大量關於此期間的史料,包括公安部報告、屠殺調查、省級領導的坦白,如甘肅省長張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給領導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對此段歷史有三個新的發現。

 

1、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

使他吃驚的第一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為什麼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後推下水塘,一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一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調查時),暴力(的記載)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這個意外的發現促使他在之後的4年,走遍全中國,查詢了廣東、甘肅、山東等數十個市、縣和北京的檔案局。他說,檔案史料中記載的大饑荒,許多地方更像波爾布特的柬埔寨死亡營,而不是張藝謀的電影《活著》。

馮客表示,他至今還在用飢荒一詞來描述這段歷史,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程度的災難?當人們提起波爾布特時,會想起群體滅絕?柬埔寨有8百萬人,估計有170萬~250萬人,在赤棉時期死亡,少數被殺,而多數是被勞動至死或餓死。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與柬埔寨人口相同,當地的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饑荒時的情況,資料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而中國在1958至1962年期間,死亡人數是赤棉的20倍以上。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資料,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資料,馮客估計“大饑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500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超過比波爾布特統治時的死亡總數。

在四年的研究中,馮客花了6個月在檔案局閱讀史料。對於大躍進中濫用酷刑,馮客表示:“一開始,我很難看到緣由,但慢慢明朗化”。因為人民公社建立後,人們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幾年前剛剛分到的土地,所以耕農沒有任何動力勞動。大饑荒開始後,種植的糧食,也不屬於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為了生存,在甘肅和廣東等地,出現了襲擊和搶燒糧庫的事件。他舉例,1961年1月底在廣東的一次糧庫襲擊後,農民將糧食燒掉並留下了憤怒的字跡:糧食不是我們的,所以不如燒掉它。因此執行黨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強迫飢餓的農夫勞動。

 

2、很多在飢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被餓死。

馮客表示,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而為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著、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採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饑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馮客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說:“在湖南省的一個村莊里,一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孩子偷了一把糧食,這個父親三週後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一次、一次地出現。

在大搞工農業的政策下,從1958年開始許多農村土房被拆後用於肥料,被誤導的農民認為大躍進一定能實現,不久就會重造高樓大廈甚至是飛機場,也將土房拆毀,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磚頭也來自於個人房屋,而農民為了生存私自藏糧被發現後,地方官員也用拆房的辦法使農民不能藏糧,最終導致大量房屋被毀。

 

3、一切災難是由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發動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一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為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胡耀邦的調查結果是,大躍進的水力工程破壞了當地環境,使土地喪失承水能力,最終導致了這場惡果。

在馮客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饑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眾的採訪檔案中,馮客發現,“偷”是一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為了能否存活的問題? “銷售員在店裡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髮票、在帳本上做花樣……”

“一個名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一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一隻耳朵被剁,最後一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為什麼?因為這個人偷了一個土豆”他說。

但為了生活,偷竊一時成了社會風氣,工人偷工廠、農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糧食,有時在農村,農民用兩本帳本,一本給黨的官員看,一本給自己看。收糧後先給自己分一點,在運送過程中人們用竹子偷糧,再把沙子攙進糧食中彌補重量,在廚房裡,廚師做飯也盡量偷一點,當飯擺在桌上時,有時一半已經沒有了。

他還說,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群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車中,4,000農民把貨車搶劫一光。有一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後,穿著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一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一切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馮客表示,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扎,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馮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為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中執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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