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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強行攆人 “老鄉”夢破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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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權: 張菁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造成19死8傷的一把大火撲滅後,點燃了更大規模制度性災難的引信,主要癥結是,中國官方媒體廣泛報導的“低端人口”一詞所涉及的歧視性涵義,以及城市經濟發展是否真的受到低薪勞動產業者的阻礙。

 

無論是最先提出“低端人口”稱謂的學者,還是為此而辯護解釋的評論者,大多都進入了一個誤區,即將一些產業或行業與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混為一談,把對行業(低端)的劃分也用來劃分自然人,這就讓人有了高低之分,人被分成了等級,低學歷、低收入者等同於事物或工具,這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價值取向,不公平也不公正。讓這四個字被更廣泛關注的,是北京市政府人員大排查大清剿這些被官媒稱為“低端人口”民居的行動,以野蠻、非人道的方式迫使孩子和婦女們在嚴寒下四處逃散,政府要求 “無盲區、無死角、全覆蓋,取締一批違法場所,拆除一批違法建築”,“倒逼安全隱患突出的低端業態疏解騰退”,政府將 “低端人口”直接導向“安全隱患”,誤導輿論,而警察及政府人員踹門、封門、斷水斷電,足以讓人聯想起納粹當年趕盡殺絕猶太人場景,其惡劣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歧視的涵義,人權災難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

 

網絡流傳著一個被驅趕受害者寫給北京市政府的公開信:“多年來我們奉獻了青春,奉獻了所有,為北京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現在政府要清退我們,我們一時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信中說,“在農村我們沒有土地,在城市我們居無定所”,“我們的出路何在?國家提倡老有所養,老有所醫,養在何方?醫在何處?我們很迷茫” 。他們正被野蠻驅逐,但還在懇求政府的寬限期:天寒地凍無去處,等到來年天氣和暖時再讓我們想辦法搬遷吧。

必須指出,被強制驅趕的這些農民工或外地小業者,是佔用社會資源最少、收入最少、最受歧視、工作最臟最累的一個群體,他們沒有車,不會造成城市交通阻塞和環境污染;他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有病先忍,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上醫院佔床位;他們也沒有任何社會福利或退休金,老了幹不動了,若無子女輔助,便是手停口停,路死路埋。這群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群體,曾何幾時,他們的祖輩在中共初創缺糧少炊時,被親切地稱為“老鄉”而奉送了糧草;他們的父輩在中共建制之時,被捧為“當家做主的工農子弟”,而埋頭苦幹;當改革開放大業呼喚時,新成長起來的這批精壯勞力,被稱作“務工人員”浩浩蕩盪的進了城,擔負起城市裡最厭惡性的工作,讓黨和高官及市民們享受著乾淨舒適的環境。現在,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風險、高能耗、低產能)工廠已經遷離、黨和政府嫌外來人太多,依然是無產階級的“老鄉”們卻被無情地強制驅趕,背包袱的、抱孩子的一晚上便無家可歸,連想伸出援手的一些民間團體都被阻擋,而受黨和政府撥款的工會、婦聯、民政局、中華慈善總會等機構卻裝聽不到看不見,鴉雀無聲。

海迪学校

北京市大興區海迪學校。(網絡圖片)

 

今年秋季開學在即,北京市大興區海迪學校的學生家長突然接到學校通知:“今年秋季學校將要被拆遷,孩子們需要辦理轉學手續並自行尋找就讀學校。”近千名學生立即“無學可開”。這間海迪小學屬於民辦學校,學生家長多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他們沒有戶口,收入不高,難以讓孩子進入普通公立學校,更無力送進其他費用高昂的私校。對於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孩子只要能就近上學,就是最好的選擇了,他們可以安心在北京苦打苦拼。不過事實上,中國至少有8千萬留守兒童,父母都在城裡打工,農民工不但要寄錢回家養活家鄉老小,很多還要上繳超生罰款,因為開放二孩政策並不沒改變嚴厲的超生罰款法規,他們一年或更長的時間才能回鄉見孩子一次,這些孩子們長年與祖輩一起生活,屢見報端的留守少女被誘姦、強姦、輪姦案幾乎都是相同的家庭背景下發生的。相形之下,能把孩子帶出來,有個地方給他(她)們讀書認字,哪怕生活環境再差,也是這些務工人員的最大心願了。不過政府的冷酷無情,執法者肆意踐踏法律,無學上無家歸,海迪小學消失,尊嚴和人權也蕩然無存,對這些務工人員來說,今年冬天格外寒冷。

北京政府有計劃地大量驅趕外來務工者,稱城市人口太密集,這是事實嗎?請看看這個學者的計算:

中國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宜居土地500萬平方公里。每5000人/平方公里是現代城市寬鬆的居住密度,如果中國13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城市佔用土地的面積就為28萬平方公里左右,約佔中國國土面積的3%,宜居面積的5% 。而北京上海實際的居住密度達到了1.4~2萬人/平方公里,如果按照北京上海居住密度居住,僅僅需要9.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能住進全國13億人,這是僅佔中國國土面積的1%,宜居面積的2%。

 

北京轄區面積1.6萬平方公里,而實際建成區面積2000平方公里左右,土地開發率僅僅12.5%,比以土地開發吝嗇著稱的香港的25%還低。北京如果把其中1萬平方公里轄區全部建設成市區,按照5000人平方公里的寬鬆居住密度可以住5000萬人,而不需要像現在這樣為控制人口在2500萬人內,就要強制驅趕外來人員來。其實北京太大了,人人住別墅不是問題。我們計算下,北京按2500萬人計算,如果人人住小洋樓需要2500萬*30/0.5% = 1500平方公里。這個住宅區也只是1/10不到的北京轄區面積。完全可以像日本東京一樣讓多數家庭住小別墅,但是實際上北京現在絕大部分土地還是處於農村狀態,哪怕市區已經擠破了頭(如果北京完全按1萬人平方公里的中國規劃標準,全部建成可容納1.6億人)。

另外一個導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房難求的原因是房價太高。一般認為,地方愈大,住房開發率愈高,自然房價就走低,目前北京住宅區僅僅是北京轄區面積的1/10,人口增長速度高於住宅開發,房價當然就高聳,並成為制約城市消費力的最大殺手,這就是2016年的人均消費力排名,北京上海落後於瀋陽等城市,掉在前五名之後的主因。有錢者炒房、有權者炒地,錢權皆備者稱王,熱錢紛紛存入外國離岸銀行,大老虎小蒼蠅(站錯隊的不算)盤剝了“中低端”勞動者的經濟成果後,富得滴油,“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是今天北京城的寫照。

 

大城市外來務工者以農民工居多,三、四代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打拼後,從“老鄉”到“主人”,從“務工人員”到“低端人口”,最後,依然一無所有的被打回原形,逼回鄉下,不從者,等著他(她)們的不是流浪街頭就是黑監獄。農民工的悲劇,是中共對中國百姓犯下的又一罪行。

 

中国妇权Women’s Righ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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