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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評中國婦女取環“福利” 張菁指政府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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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梒青 (原題:開放二胎後中國給女性免費“取環”,為何引發眾怒?)

 

宮內節育器(又稱IUD)曾是中國政府限制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幾乎所有的新母親都被要求放置一個。三十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的國家政府如此,在放棄了一胎政策一年多後,政府想用免費取得宮內節育器的方式來補償中國婦女。但是,政府採取的這點舉措並不帶有任何道歉的意味,這引起了人們充滿質疑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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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中國婦權(W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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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中國婦權(WRIC)。

 

紐約時報中文網最近發表題為“開放二胎後中國為女性”取環“,引發眾怒”的文章。

文章說,2012年,當北京的盧秋梅生下女兒幾個月後,當地官員來到她家,對她說,按照規定,她需要在體內放置宮內節育器。

曾任廣告主管的盧秋梅認為,這種要求對她的身體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潛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億萬中國女性一樣,她也去國有醫院掛了,看了一位婦科醫生,放置了一個節育器。

“這個不應該有的東西,然後現在又把它當成一個全民的福利來弄,”36歲的盧秋梅對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稱是“自己打自己的臉。

雖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門診室裡取出,醫生只需要上面帶的小繩兒將其拉出即可,但在中國,取IUD常常需要手術,因為中國大多數IUD的設計或改造是為了讓其更難取出,有些IUD上的繩子很短,有些則根本不帶有繩子。

許多中國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們的私生活就感到惱火。而且對許多母親來說,政府的這個提議已為時過晚,她們已不可能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因為在這樣看來的話,其實就是人家把你弄傷了,然後幫你把傷口補好,”25歲的張忻天說。兩年前,在東部省份浙江,她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把子宮內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來,進入了手術室。

在中國,婦女通常在分娩後不久就會放置IUD,同一個IUD會一直放置到絕經期為止;而在美國,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認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國用的宮內節育器提供更長時間的避孕期。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要求婦女在生了一個孩子之後放置宮內節育器,在生了兩個孩子後做絕育手術。那些拒絕這樣做的人冒著子女無法在公立學校讀書,無法獲得醫療保險的風險。拒絕這樣做的公務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則會失去公職。

據官方統計,從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億中國婦女放置了宮內節育器。有1.07億女性做了輸卵管絕育術,又稱女性結紮。地方官員評政績要看他們是否完成了的指標,這導致一些官員下令對拒絕放置IUD或做絕育手術的女性採取強迫的做法,也出現過強迫墮胎的情況。

就此,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評論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實在是厚顏無恥,把中國婦女不當人看待,讓你生就生,不生就不生,隔多久生全由黨說了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害的是婦女和孩子,家庭。那多多婦女做了結紮和上環手術,數字驚人。而那些因為這些手術而死掉感染的還沒有計算在內。而政府對此完全不道歉。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一直關注中國婦女生育權利,他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這與中國政府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是婦女生育後要上環,現在要光明正大地摘下來。這證明中國政府知道它的計劃生育國策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失策。

馬建先生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宮內節育器從強迫放置,到手術摘除,人們會問,我自己作為女人的權利在哪裡?他認為,中共從建國不久,就開始不僅控制人們的頭腦,還要控制每個人的身體,包括女人的生殖系統,人只是數字,沒有人權可言。他說:“這讓我想到慈禧,慈禧當年放開女人小腳,如今中共又把女人子宮控制住了。人們基本認為個人是小我,國家是大我,大我來收拾小我理所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生育權利抓在國家手裡。中國政府能知道人口的危機,也知道政策要改變,但意識的改變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去年,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獨生子女政策扔給了共產黨廢棄教條的垃圾堆上。在沒有一點表示遺憾或承認可能犯了錯誤的情況下,共產黨一改懲罰夫婦生育二孩的做法,轉向鼓勵他們繁衍後代。

為此,一名官員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在未來三年裡,有1800萬符合條件的婦女可獲得免費取出宮內節育器的手術服務,以讓她們能夠生育二孩。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說,“我們國家從法律,從經費,從服務體係等方面為群眾取得免費取環服務提供保障。

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種令人暈頭轉向的政策反轉,家長式的態度,以及一點都不承擔責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來太過分了。在新聞發布會後的短改幾個小時裡,互聯網上充滿了憤怒之聲。

深受歡迎的專欄作家韓浩月在一篇發帖中寫道,大規模地在女性身體裡放置宮內節育器“是一種非自願的強迫性的殘害行為,現在又以送送服務的說法免費予以取出,在新聞節目中反複播出,覺得是給千萬受殘害的女性送福利,臉皮之厚,天下無雙“。這個帖子已在中國版的Twitter – 微博上分享了近3000次。

莫言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公民,他的小說“蛙”中的主角為強制放置宮內節育器實施恐怖統治,試圖抓捕那些偷偷將其獲得的婦女。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評論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其實認為這都是正常的,所謂的人民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不能有獨立的個性和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你會發現,中國母親生孩子的願望已經達到最低,勞動力會短缺,當兵又去麼招?如果獨生子女去打仗,打死一個就是家裡斷種,社會根基會因為人口問題被動搖。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表示,今天的所謂福利,免費,應該是自願免費取環,然後應該是人人得到經濟上的賠償。並且,政府應該公開承認錯誤。因為無論是從人權的角度,從經濟上,肉體上,中國政府對待中國的婦女政策,從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以來真是慘無人道。不能現在一免費就可以免了這麼多年的災難。

宮內節育器(又稱IUD)曾是中國政府限制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幾乎所有的新母親都被要求放置一個。三十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國的國家政府如此,在放棄了一胎政策一年多後,政府想用免費取得宮內節育器的方式來補償中國婦女。但是,政府採取的這點舉措並不帶有任何道歉的意味,這引起了人們充滿質疑的憤怒。

紐約時報中文網最近發表題為“開放二胎後中國為女性”取環“,引發眾怒”的文章。

文章說,2012年,當北京的盧秋梅生下女兒幾個月後,當地官員來到她家,對她說,按照規定,她需要在體內放置宮內節育器。

曾任廣告主管的盧秋梅認為,這種要求對她的身體是侵入性和侮辱性的,而且具有潛在的健康危害。然而,像她之前的億萬中國女性一樣,她也去國有醫院掛了,看了一位婦科醫生,放置了一個節育器。

“這個不應該有的東西,然後現在又把它當成一個全民的福利來弄,”36歲的盧秋梅對政府的做法嗤之以鼻,稱是“自己打自己的臉。

雖然在其他地方,IUD通常可以在門診室裡取出,醫生只需要上面帶的小繩兒將其拉出即可,但在中國,取IUD常常需要手術,因為中國大多數IUD的設計或改造是為了讓其更難取出,有些IUD上的繩子很短,有些則根本不帶有繩子。

許多中國女性一想到政府要再次插手她們的私生活就感到惱火。而且對許多母親來說,政府的這個提議已為時過晚,她們已不可能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因為在這樣看來的話,其實就是人家把你弄傷了,然後幫你把傷口補好,”25歲的張忻天說。兩年前,在東部省份浙江,她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了把子宮內放置了二十多年的IUD取出來,進入了手術室。

在中國,婦女通常在分娩後不久就會放置IUD,同一個IUD會一直放置到絕經期為止;而在美國,最常用的IUD通常被認為具有10年的有效期。中國用的宮內節育器提供更長時間的避孕期。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要求婦女在生了一個孩子之後放置宮內節育器,在生了兩個孩子後做絕育手術。那些拒絕這樣做的人冒著子女無法在公立學校讀書,無法獲得醫療保險的風險。拒絕這樣做的公務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則會失去公職。

據官方統計,從1980年到2014年,共有3.24億中國婦女放置了宮內節育器。有1.07億女性做了輸卵管絕育術,又稱女性結紮。地方官員評政績要看他們是否完成了的指標,這導致一些官員下令對拒絕放置IUD或做絕育手術的女性採取強迫的做法,也出現過強迫墮胎的情況。

就此,在美國的人權組織,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評論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實在是厚顏無恥,把中國婦女不當人看待,讓你生就生,不生就不生,隔多久生全由黨說了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害的是婦女和孩子,家庭。那多多婦女做了結紮和上環手術,數字驚人。而那些因為這些手術而死掉感染的還沒有計算在內。而政府對此完全不道歉。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一直關注中國婦女生育權利,他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這與中國政府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以往是婦女生育後要上環,現在要光明正大地摘下來。這證明中國政府知道它的計劃生育國策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失策。

馬建先生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宮內節育器從強迫放置,到手術摘除,人們會問,我自己作為女人的權利在哪裡?他認為,中共從建國不久,就開始不僅控制人們的頭腦,還要控制每個人的身體,包括女人的生殖系統,人只是數字,沒有人權可言。他說:“這讓我想到慈禧,慈禧當年放開女人小腳,如今中共又把女人子宮控制住了。人們基本認為個人是小我,國家是大我,大我來收拾小我理所當然。不會想到自己的生育權利抓在國家手裡。中國政府能知道人口的危機,也知道政策要改變,但意識的改變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去年,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獨生子女政策扔給了共產黨廢棄教條的垃圾堆上。在沒有一點表示遺憾或承認可能犯了錯誤的情況下,共產黨一改懲罰夫婦生育二孩的做法,轉向鼓勵他們繁衍後代。

為此,一名官員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在未來三年裡,有1800萬符合條件的婦女可獲得免費取出宮內節育器的手術服務,以讓她們能夠生育二孩。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說,“我們國家從法律,從經費,從服務體係等方面為群眾取得免費取環服務提供保障。

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種令人暈頭轉向的政策反轉,家長式的態度,以及一點都不承擔責任的做法,在一些人看來太過分了。在新聞發布會後的短改幾個小時裡,互聯網上充滿了憤怒之聲。

深受歡迎的專欄作家韓浩月在一篇發帖中寫道,大規模地在女性身體裡放置宮內節育器“是一種非自願的強迫性的殘害行為,現在又以送送服務的說法免費予以取出,在新聞節目中反複播出,覺得是給千萬受殘害的女性送福利,臉皮之厚,天下無雙“。這個帖子已在中國版的Twitter – 微博上分享了近3000次。

莫言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公民,他的小說“蛙”中的主角為強制放置宮內節育器實施恐怖統治,試圖抓捕那些偷偷將其獲得的婦女。

目前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陰之道”作者馬建先生評論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其實認為這都是正常的,所謂的人民都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不能有獨立的個性和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你會發現,中國母親生孩子的願望已經達到最低,勞動力會短缺,當兵又去麼招?如果獨生子女去打仗,打死一個就是家裡斷種,社會根基會因為人口問題被動搖。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表示,今天的所謂福利,免費,應該是自願免費取環,然後應該是人人得到經濟上的賠償。並且,政府應該公開承認錯誤。因為無論是從人權的角度,從經濟上,肉體上,中國政府對待中國的婦女政策,從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以來真是慘無人道。不能現在一免費就可以免了這麼多年的災難。

談到中國政府毫無道歉的願望,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說,中國政府道歉的可能性很小,是因為他們根本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其嚴重性就在在每個家庭都受到過傷害。結紮的沒辦法再生育,上環的可能長在肉裡,再懷孕的可能性很小。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即使賠償也是一個很遙遠的事,這是一種罪行。的傷害,永遠不應被忘記。

在中國大陸,放置宮內節育器俗稱“上環”,其字面意思是“放上一個環”,環是指曾經用低成本的不銹鋼做的種,儘管這種環引引並發症的機率更高,但在十多年裡,它是政府最喜歡用的節育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環被更安全,更有效的宮內節育器所取代。據中國的婦科醫生說,中國女性用的宮內節育器原是要無限期地使用下去的,必要時可用手術取出。

或許是因為出現了與早期型號有關的問題,中國現在依然對IUD於女性健康的影響存在普遍的擔憂。2012年,騰訊網發布了一個長篇報導,稱“由於手術粗糙,衛生條件差等原因,上環嚴重損害了一些婦女的身心健康“。

中國知名紀錄片導演,63歲的艾曉明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內,許多女性從來沒有被告知放置IUD後會出現潛在的並發症,需要定期進行檢查。在摘掉IUD的手術失敗後,她不得不切除了自己的子宮。“在中國政府的眼裡,婦女是勞動力。”如果國家需要你生,你就生,不需要生,你就不生。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說,她們在中國大陸做的一些項目表明,中國農村婦女為了生第二個孩子,躲上環,逃到大山里面,還不如當年的白毛女。

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指出,在中國,人的生育權不被重視。而且很多女人會因為帶環引發各種疾病。比如,國產的不銹鋼環因為質量差可能會銹在裡面,很難往下摘。不是人們想像的摘要環然後再懷孕。政府中早有人呼籲讓已經絕經的婦女馬上摘環,醫學界也提倡將其列為政府計劃生育中的一項。馬建先生說,他感覺中國的母親很像一群俘虜,想對她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摘環帶環全在政府,特別是農村。

紐約時報的文章援引研究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社會學教授王豐的話說,政府似乎準備在更大範圍內摘摘宮內節育器。“他們在估計人數,有多少人需要做手術,就好像是又一個政府項目,“他說。

政府急於這麼做,有一部分原因在中國人口出生率劇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這個數字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低之一。2015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女性平均生育1.05個孩子,遠低於超過2.1的人口替代率。

中國婦權網負責人張菁女士說,既往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那麼為什麼計劃生育罰款政策不取消?因為這已成為穩定其統治基礎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用而僱,因為不得人,政府從來不公佈罰款到底罰多多錢,張菁女士說,現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衛生部合併,成為更加強大的政府部門,取而代之的是計劃生育協會,人員編制龐大。如果罰款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改變,這些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就會失業了。罰款的款項如何使用的,合理還是非法,全不知道。

紐約時報的文章稱,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為摘除IUD的服務進行辯護,表示政府也會支付輸卵管复通手術和男扎复通術的費用。這種手術更加複雜,批評人士表示中國大多數醫院不具備做這類手術的條件。北京和睦家醫院婦科大夫達利奇•馬里奧特(Dalice Marriott)表示,宮內節育器在體內放置太久,會有“嵌入子宮壁”的風險。 “這樣去除手術就困難得多”,馬里奧特說,並表示手術還可能導致出血,感染或損傷子宮。

紐約時報的網站稱,在被問到對政府去除IUD的措施引發公眾強烈抗議有什麼看法時,毛群安回答,“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沒有刻意強調它是一種福利。

中國知名性與家庭問題學者李銀河為政府的舉措進行了辯護,堅稱人口控制措施“不是拿女性權利當靶子”。國家不搞這個話,不僅對男的不利,對女的也不利。 “她說”。“婦女犧牲自己的生育權是為中國整個社會做出犧牲的。

就李銀河的觀點,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先生提出了批評:“她可能不是一位母親。因為她可能沒有孩子,沒有做過母親的心態和母愛,只靠頭腦活著。國家大我來說話,就是人口應該被控制,女人不生孩子反而就解放了,你可以寫小說當女科學家。但你忘了一點,女人並不因為生了孩子而變得更笨或不能有所成就。

馬建先生最後表示,中國必須全面開放計劃生育,下一步才能走到讓政府道歉,為所有中國母親和死去的嬰兒們建立紀念碑,真正反省,找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傷害和對中華民族深遠的影響,這個工作太需要做,但又是個長期的工作。馬建先生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的社會家庭城市村落以及各種關係的破壞,對中華傳統的破壞非常嚴重,包括對宗教信仰,人文的破壞。現在獨生子女的結構可可怕,對政策設定,社會發展都有影響,基本上母親的角色變得極不重要,將來的後遺症會逐漸顯現出來。而一個社會往往是以母親為中心的,這對社會穩定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國家。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考慮到將中國會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學者對一場正在逼近的人口結構危機發出了警告。但許多夫妻對生二胎沒有興趣,有些是因為潛在的費用,有些則是因為年齡原因。紐約時報援引研究中國人口統計的科學家易富賢的話說,中國能生二胎的女性有一半都在40歲或以上。“大多數人已經喪失了能力。“易富賢表示。”一方面目前生育意志極低,因此中國政府實行免費手術,也無濟於事了,對生育率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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