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1970年代的刺激 

二戰後的台灣婦運，可以1970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為「拓荒期」、1980年代婦女新知等新興婦女團體的萌芽為「播種期」、1990年代後的多元性別運動為「開花結果期」。但要談1980年代台灣婦運，就必須交代1970年代影響我個人投入婦運的事情。記得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受到挑戰，當紅的《大學雜誌》刊出一篇許信良等人 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對當時剛入大學做講師的我影響不小。其文對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工務員等階層做了分析，並指出台灣社會已潛藏著實現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力量。另外1973年4月，晨鐘出版社出版歐陽子等人翻譯的西蒙‧波娃《第二性》，後來我才知道她們只翻譯了第二卷，第一卷的理論部份 沒有譯出，但此書已經明白寫出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精神桎梏，給我當頭棒喝。不久，我的婚姻出了問題。我在1973年底離婚後，1974年9月至美國進修戲劇，更多地接觸了美國婦運的資訊，發現並非特殊女人(我想做藝術家)才不適合婚姻；原來父權制的婚姻，其桎梏女人是普遍的婦女問題。因此在我1976年9月返台之後，除在淡江中文系繼續任教外，我一方面為蘇慶黎做總編輯的《夏潮》寫稿和做義工，另方面參加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覺得台灣的民主化和兩性平權都是我要追求的目標。記得1978年還常去陳鼓應及陳婉真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台大附近的立委、國大競選辦公室，購買了一件背後寫著「民主大家來」的休閒外套，也去支援呂秀蓮的桃園國大選舉活動。那時，黨外的選舉聲勢頗大，到處看見一張握緊拳頭的人權傳單，但因為12月底美國與中共政府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選舉受挫；不過這股受挫的新生代黨外力量，不久藉出版《美麗島》雜誌而壯大，並時時要求舉行民主選舉，終於導致1979年12月初的高雄美麗島政治事件，當局抓了許多人，呂秀蓮入獄，連我也被調查員約談，整個社會充滿了肅殺、壓迫、苦悶的氣息。 

二、婦女新知雜誌誕生 

然而黨外的政論雜誌繼續出刊，《亞洲人》、《暖流》、《縱橫》、《政治家》、《前進》、《自由時代》等等，警總查禁了一本，甚至到印刷廠扣押、搗毀，不久另一本又以新名稱面世，印刷廠也換來換去，黨外新生代不厭地與警總捉迷藏。暫停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在海內外不息的壓力下，終於在1980年底舉行，美麗島政治受難家屬幾乎全部當選，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代夫出征成功，安慰了黨外重傷的人心。黨外新生代這股不死的決心大大地鼓勵我，讓我潛藏心底的憤怒找到出口，面對這股台灣政治社會渴盼轉型的洪流，我體悟婦運也必須繼續下去。我發起「婦女聯誼會」，與吳嘉麗、薄慶容、簡扶育，李豐、鄭至慧、曹愛蘭、李素秋、黃毓秀、黃瓊華、莊素雅等人每月聚會討論婦女問題，商量有沒有人願意出來做婦運。幾次之後，我知道自己必須學習黨外來編雜誌發言做婦運。因為我從來沒編過雜誌，便去參觀殷允芃剛創辦的《天下》雜誌 ，發現《天下》雜誌社在台塑大樓的一角，辦公室很大，光是攝影師就有三、四位，還有廣告部門，我看了只得死心。後來認識編小開本(25開)《心靈》雜誌 的王溢嘉，他告訴我都是他一個人在編寫，太太嚴曼麗幫忙編輯設計，一個月兩萬塊左右就夠出刊了。我算了一下我剛升副教授(淡江文理學院也剛改制大學)的薪水，每月3-4萬元，加上一點積蓄，再向朋友們募捐，應該可以試試。於是湊足戶頭30萬元，拜薄慶容先生柴松林的幫忙，向台北市新聞處申請雜誌(月刊)許可。

許可很快就下來，社委們慷慨地每人每月捐助一千元，大家商量以「婦女新知」為雜誌名稱，未掛名社委的曹愛蘭，請她的堂兄曹昌明用毛筆寫出好看的樣字，並選了一張鳥巢裡有一顆蛋的圖片做封面，25開本、頁數不過30-50頁的小雜誌，就在1982年2月創刊了。社委李素秋向民生社區三一教會免費借了一間小房間給我辦公，我可以用他們的電話及在小房間放雜誌。記得顧燕翎曾經勸我不要辦雜誌，因為當時政府對出版品的管制甚嚴，所以流行一句話：「想要害誰就勸他辦雜誌」。加上我原來的人生志趣是文學及藝術創作，她認為我不如以寫作來傳達「女性意識」較好。但是當我決定辦雜誌以後，燕翎雖沒掛名社委，捐款和寫文章總是有求必應。黃毓秀除了捐款及支援文章外，知道我要找尋女律師以充實雜誌社內容，她透過律師出身的先生周弘憲將尤美女介紹給我。在《婦女新知》雜誌的第三期，尤美女便討論法律與婦女的關係，往後更開了與婦女相關的「法律專欄」，檢視法律裡的婦女問題。 

簡扶育一開始就是《婦女新知》雜誌社的社委兼雜誌攝影師，第二期《新知》的封面就是她的「女子登山」照片，象徵著婦運的艱辛與理想。她在往後的雜誌中，還開闢「婦女生活攝影」及「攝影與詩」的專欄。稍後掛名社委的鄭至慧不久當上《婦女》雜誌的主編，百忙中抽空為《新知》從第二期起開闢「婦女新聞」這個專欄，讓《新知》一直沿用了25年。其夫台大數學系教授兼橄欖球校隊隊員張海潮，還用筆名在《新知》寫文章，以男性立場砥礪婦運。李豐醫師除供應稿源外，更介紹了不少女醫師訂閱《婦女新知》雜誌，如林和惠及孫啟璟醫師都慷慨解囊。孫啟璟、吳嘉麗與稍後加入的徐慎恕也在《新知》上提供「生活小常識」，推銷訂戶不在話下。「佳姿韻律世界」的分店老闆林邊，從第二期起就每期登廣告支援《新知》，一直支援至25開本的《新知》在兩年四個月後停刊為止。在《新知》出刊三期後，沒想到《新知》竟飄洋過海到了成令方的手中，她以一個讀者的身分寫信給我，除了鼓勵外還捐款及供稿，自《新知》第六期開始，就常常看見令方的「海外婦女報導」，給我極大的溫暖。此外，她又介紹郭美瑾、王瑞香給《新知》，兩人不用說都捐款及為《新知》寫稿，同時她們三人都提供不少《新知》應改進的意見。記得令方曾託在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錢永祥到三一教會的小房間看我，帶來捐款及令方的關切。錢永祥後來與黃道琳(王瑞香的前夫)邀請我到三民所談婦運來抬舉《新知》。這些姊妹們及其男性親人和友人的熱情，使我在面對社會的冷嘲熱諷時，有足夠的力量對付。 

本來大家實行輪流編輯，第三期後就取消了，因為沒有固定負責人會脫期，我既然掛名發行人，還是由我來負責。由於我要上課無法投入全部時間，淡大中文系的學生李燕芳就義務支援我。《新知》前半年的美編都是在美編自己家裡做，我與美編常約在咖啡室看藍圖。不久，我們從三一教會的小房間搬到羅斯福路三段的一家朋友介紹的漫畫社，分租一間較大之房。從這時候起，《新知》美編可以在這間辦公室裡做，其慘澹經營可以想見。半年後我與漫畫社社長不和，就跟鄭至慧介紹的、也是婦女雜誌編輯林秀英合租基隆路二段12樓的一間公寓，公寓的客廳當做雜誌社，兩間房由林秀英及其男友石天威居住。記得在舉辦第二年「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時，華視「今天」節目記者來雜誌社訪問我，看見簡陋的公寓客廳就是雜誌社的辦公室，嚇得那位女記者花容失色，我也很尷尬，但只能強裝無所謂地接受採訪。一年後又與李燕芳姊妹一起將雜誌社搬到共租的通化街二樓，這期間有朋友提供光復南路一棟大廈的地下室免費使用，然而地下室雖大卻沒有窗戶，根本不行。讓我深悟，我決定辦雜誌而資金不足，實在太大膽了。好在經由社委黃瓊華與文大教授游麗嘉的牽線，我認識了當時美國亞洲協會(現稱亞洲基金會)駐台的代表謝孝同及其秘書王世榕，他們非常關心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對女權運動很支持。沒想到我與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相談甚歡，竟可以《婦女新知》這麼小的雜誌，向亞協申請主辦第二年婦女節「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申請到的經費是一萬美金(40萬元台幣)，對當時《新知》而言真是一筆巨款！因為有亞洲協會做後盾，也說動了《中國時報》生活版與我們在師大合辦演講及宣傳；目前寫旅遊、美食的專欄名家韓良露也幫忙策劃主持「女性電影」，借到電影圖書館放映並討論。記得我去各單位洽談時，說明這是亞協補助的計劃就頗具份量，好似我的身分地位也因此抬高不少。其實，我對自己的社會不關心婦女問題有些氣悶，對我非要拉著老美(亞協)才能說服社會的情況也頗為失望，然而現實也只能如此做下去。 

三、8338婦女週 

利用第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新知》開始緊鑼密鼓地籌辦「8338」婦女週。活動從3月5日-10日七天，每天從早上十點到晚上九點，包括展覽、文藝活動、座談、演講及女性電影。前三項在主要會場即台北市復興南路的文苑，演講在師大綜合大樓，而女性電影分多場在電影圖書館放映。展覽有七項：家庭計劃圖片及婦科診療室展(林永豐、陳文龍醫師是顧問)，有各種避孕器具的展出，相當吸引婦女的目光；台灣婦女雜誌大展(1982-1983年1、2月雜誌)，在大本的彩色的美女封面雜誌前，《婦女新知》雜誌實在不起眼，只能說她是一顆女性意識的種子；還有簡扶育、許大雯的婦女生活攝影展及向中國女權運動者致敬等展覽。演講以李豐、李昂、林菊枝律師的聽眾較多，座談會以徐慎恕主持的「創造性的主婦生活」最多婦女參加，我與柏楊對談「男女如何互相學習」也吸引很多人，觀眾多半衝著柏楊而來。記得不少姊妹擔心我會講不過鼎鼎大名的作家柏楊，我安慰大家說，柏楊雖在某些方面擁有知識，但在兩性方面的新知絕對比不過我，對談之後大家不只放心還很興奮，因為柏楊口才雖好，兩性觀念平平，被我挑戰之處甚多。其實不只柏楊，當時一些進步的男作家如陳映真都不以女性觀念落伍為恥的，我也在《新知》第七期批評過李敖的「大男人主義」，我還特別將這本小雜誌寄給他，自稱大師的李敖卻完全不予理會。韓良露主持講評的三部女性電影：《兄弟姊妹》(性政治的呈現)、《失聲呼叫》 (女性被強暴的問題)、《後勤女工》(二次大戰時美國女性加入各類工廠，戰爭結束又後被解雇，帶出種族及性別歧視等問題)，這三部租來的金馬獎外片，不只內容有女性的視角，也同時檢討電影形式的掌握與欺瞞問題。此時《新知》文章比較強調「女性意識」，但韓良露從電影的講評中卻帶出「女性主義」 這個1990年代後開始在台灣社會流行起來的名詞。 

《新知》雖然是不起眼的小雜誌，由於我也支持黨外的民主運動，與當時自立晚報社的許多人認識，《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向陽對我辦雜誌及「8338」婦女週活動很支持。自晚在這年的婦女節前一天及當天都製作女性專輯，3月7日由應鳳凰、鐘麗慧策劃在自立副刊三月號的「出版月報」報導了「出版界的十位傑出女性」：林海音、姚宜瑛、吳美雲、殷允芃、鄭淑敏、李元貞、柯元馨、李王秋香、嚴友梅、孫小英，且有照片登載。將我以「婦女新知月刊發行人」的身分介紹出來，竟可以與幾位國內女性大出版家一起現身，讓我既興奮又慚愧。3月8日自晚的11版以「女性們請站出來」為標題，藉婦女節介紹三位成功的現代女性：文建會第三處處長申學庸、實踐家專校長林澄枝、婦女新知發行人李元貞。申學庸的主張是「先齊家，再談其他」、林澄枝的主張是「工作時，忘記自己是女性」、我的主張是「自覺，走出傳統」，也有照片登載。有趣的是其他兩位的採訪記者掛本名，分別是楊淑慧、張慧英，我的採訪記者只掛筆名「悒攸」。中國時報答應與《新知》合作宣傳婦女週，展覽的報導不錯，《新知》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使《新知》月刊當年的訂戶達到800多名，這似乎是《新知》雜誌訂戶最多的一次。以後《新知》再怎麼努力，都只能保持500-600個訂戶左右，媒體的力量由此可見。《時報雜誌》發行人鄭淑敏說話算話，婦女節當期雜誌刊出楊美惠與我做封面人物，對台灣婦運做了傳承的介紹，我這才得知楊美惠曾與歐陽子合譯波娃的《第二性》，她又出過《婦女問題新論》一書，對我做婦運的思想啟發不少，往後更寫信鼓勵《新知》，我十分感謝。在報紙只能出三大張的時代，這些報導，加上《時報雜誌》的宣傳，讓我個人一時比《新知》還出名，對推展婦運確實有些幫助。 

在8338婦女週活動中，不少婦女留下姓名、地址，5月我們開始組織「讀者聯誼會」，每月一次，由會員決定講題，也由會員輪流主講，家庭主婦參與者甚多，徐慎恕、林美絢、暢曉雁、余善如是骨幹，後來賴玉枝亦積極加入，「讀者聯誼會」也成為《新知》社內的進修活動，大家討論越多，感覺婦女問題的解決越迫切。慎恕在第二年的16期起開始做《新知》雜誌的編輯工作，林美絢也接下讀者聯誼會的主持工作，曉雁經常來《新知》做剪報、整理資料，必要時寫書評支援《新知》，賴玉枝也寫親子文章在《新知》發表。《新知》16期的封面人物是李素秋，討論的專題：「社會變遷中的主婦角色」，《新知》內文不但肯定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而且說明家庭主婦角色的複雜性：妻子、母親、女傭的三結合，其「無酬」的生產性與服務性卻被父權社會以「愛」之名遮蔽。再經過《新知》1985的「家庭主婦年」的婦女節活動，呼籲「家庭主婦再發展」，埋下徐慎恕1986創辦「新環境主婦聯盟基金會」的種子。同時，參與8338婦女週主持「互助的力量——離婚婦女聯誼會」座談的林蕙瑛教授，往後與許多離婚婦女聚會，在1985成立「拉一把協會」，是1988施寄青正式成立「晚情協會」的前身。同時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介紹姜蘭虹與我及燕翎認識，姜蘭虹也參加了8338婦女週活動，我們一起說動亞協支持成立婦女研究資料中心，希望婦女研究能成為婦運的後盾。1985《新知》積極幫助姜蘭虹召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在亞協的資助下姜蘭虹成立「台大婦女研究室」 。可以說8338婦女週最大的影響是召喚了不少婦女關心自己切身的問題，產生積極組織新社團的興趣。 

四、新興婦女團體的成立 

記得柴松林教授對我說過，辦一本雜誌若撐過兩年就可以過關，然而經過社委、我妹妹、我的學生、讀者聯誼會的義工、亞洲協會、海外的楊美惠、姚李恕信、張系國(願意接受小雜誌的採訪)等義助，牢裡呂秀蓮的關切、國內的名專欄作家薇薇夫人及開明男性的支持，1984年「婦女性騷擾問題問卷調查」發表後媒體的熱烈報導，《新知》在1984年6月仍面臨斷炊的危機。我憑著一股熱情，聚合婦女們共同做事，兩年來始發現婦女們的經濟條件有限，又缺乏分工組合的經驗，如今面臨考驗，大家必須開會檢討。我們開了三次會，因為雜誌社若三個月未出刊就會被撤銷登記，所以最後決定在《新知》目前經濟能力許可下，每月以報紙型出刊，免費並擴大贈閱讀者以凝聚士氣，再想辦法蓄積更多的經濟力，暫時解決了《新知》被解散的命運。在小本《新知》停刊三個月後，10月《新知》便以一張報紙出刊，我以社論「重新開花，繼續結果」勉勵大家，不死心地繼續發聲及召喚婦女們加入《新知》。報紙型第二期(總期數算來是第30期)就改為正確的半張報紙大小出刊，每月出刊至1986年3月，維持了一年五個月。記得在1985年姜蘭虹在台大召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中，最後在「台灣婦女地位與角色的回顧與展望」這組的討論中，廖榮利、鄭為元的論文〈蛻變中的台灣婦女——軌跡與前瞻〉 提出一份調查報告，說明在540份的應答資料中顯示，有60%的婦女不認為未來10年間需要新的「婦女運動」，小學教師與女警反對最為強烈，達79-80%。記得我當場挺身質疑這份調查報告，指出他們沒有將父權社會打壓婦運的因素說明清楚，況且大多數婦女並不知道婦運是爭取她們的切身利益，正統的學校教育又不教婦運的歷史，媒體污名化婦運是女人與男人對立，這份調查報告應是這種社會結構下的產物，本身是扭曲的、反婦女的。可是，我的發言只得到兩位教授以學術之名(做了問卷調查)而辯解其實。難怪當時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也質疑「台灣有沒有婦女問題」？「婦女問題是否只是一小撮女人的心理問題」？ 

然而我們並不氣餒，1986年4月鄭至慧主編《新知》(改成菊8開大本，頁數仍薄)之後，王瑞香以筆名「安小石」、「沙凡」為《新知》執筆，沙凡的「女人的感觸」專欄令讀者非常喜愛。檢閱一下《新知》改版從47期-56期共10期的封面，取材自「國際性女性刊物 Isis」、「戴榮才1983年作品——畫家筆下的女人」、「美國婦女研究刊物Signs——婦女成就海報」、「女性藝術家 Sudie Rakusin 1985年作品——蘭花頌」、「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電影《紫色姊妹花》女主角西莉」、「女攝影家 Marcelina Martin作品——靈視」、「美國女性藝術家 Patricia Dryden作品——舞者」、「德國女性主義畫家 Gretel Hass-garber 1978年作品——廚房」、「女性主義畫家 Dorothy Dobbyn作品——許多個月以前」，每期都撼動人心，讓《新知》的讀者視野大開，原來女人的姿容如此活躍生動，尤其第50期「美國婦女研究刊物 Signs——婦女成就海報」，將工廠女工、不同時期的女性肖像、中、美、英的作家、畫家、革命家、女權運動者等的面貌，生氣勃勃地匯聚一起，讓讀者十足地感受到婦女集體又多元的生命力，完全不同於一般電視廣告、街頭海報被物化、性化的單調的女性角色。就是因為這些封面展現了女人的多樣性及美感，加上《新知》對世界及國內婦女動態的報導，至慧、慶容、毓秀及我的分析文章的深入，《新知》開始站穩腳步、吸引大學女生。加上與已逝世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一起享譽全球的女性主義思想家西蒙‧波娃在1986年4月14日過世，《中時》人間副刊向我邀稿介紹她，也助長了婦運的聲勢。我綜合一些資料 ，在人間副刊寫了一篇短文紀念波娃，我特別說明其名著《第二性》，將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觀點，是指「次等族類」，亦即不只是社會階級的「第二性」，因為階級有時會跟著社會變遷而改變，「次等族類」的女人，因帶著天生的烙印，不易跟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她與種族的烙印類似，鬥爭更為長期又艱辛。 

另外，徐慎恕在《新知》與女青年會1985年3月推出家庭主婦年活動後，《新知》開始組織家庭主婦讀書會。慎恕又於1986年8月出任由柴松林領導的《新環境》雜誌社的執行秘書，召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主婦，包括《新知》的家庭主婦成員，她們積極地推出不少活動。記得1987年這群身著黃色綠圖小背心的娘子軍，在麥當勞站崗高喊：「拒吃高價漢堡！」、到台大醫院勸導：「請勿製造二手煙！」、在青年公園示範：「垃圾分類好處多！」、與《新知》聯手去國父紀念館抗議：「爭取婦女工作權！」，讓台灣社會對家庭主婦參與社會的角色耳目一新。後來陳來紅也投入主婦聯盟，組織工作做得更好，在1989年改組完成獨立的「主婦聯盟基金會」，陳秀惠為董事長、陳來紅為秘書長，一直是改革台灣社會的一股婦女力量，深受社會各界的贊揚。同年5月以結合婦女力量、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的「進步婦女聯盟」成立，曹愛蘭、蔡明華、袁嬿嬿為主要成員，她們致力於台灣的民主運動、在推動國會改革(萬年立委退職)上可圈可點，後來在民進黨內部組成婦女發展委員會，以補民進黨對婦女人權的不足。至於晚晴協會的前身「拉一把」協會，1986年「拉一把」協會的會長為劉甜英，她在1987年10月說服她的婆婆，將一棟與台北市北門郵局相鄰的五層樓閒置的舊磚房的三樓低價租給《新知》，《新知》再將其中一間免費給晚晴做籌備處，後來晚晴租下4樓、婦女救援會租下5樓，成為1988-92年的婦運中心大樓 。晚晴在1988年6月5日舉行的成立大會，施寄青取李商隱〈晚晴〉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的命名，的確比「拉一把」要寓意深遠，切中離婚婦女追求中、老年幸福的渴望。因為施寄青善於演講、宣傳，「離婚教主」的名號日漸響亮，使晚晴會務蒸蒸日上，後來便租下4樓，4樓就成為眾多離婚婦女晚上聚會之處。尤其星期一晚上的「談心會」，最受婦女們歡迎，離婚的婦女們在「同色羽毛」的安全感認同下，完全拋開顧忌，盡情地吐苦水。有趣的是，吐來吐去便發現自己的遭遇並非唯一，也不是最慘，在姊妹們的七嘴八舌中不但找到溫暖，更找到改革社會的力量，當今台灣婦運的成就之一：「民法親屬篇的修正」，晚晴姊妹們是最有力量的推手。 

四、三個抗議活動 

自1984年5月立院開始審議行政院衛生署提出的「優生保健法」，國民黨保守派立委一直在媒體上發言，要撤除第9條第1項第6款的「因強姦、誘姦或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及「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的條文，尤其是「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老立委們認為此條會造成性氾濫，完全不理會女人成為「性囚犯」的不公平，更別談婦女的「子宮自主權」了。《新知》於是發動七個婦女團體，154名婦女聯合簽署的意見書呈遞立法院，也召集二十多位婦女於6月20日到立法院旁聽，與當時的天主教會團體溫和地對峙。結果不出所料，因大多數婦產科醫生贊同及行政院長蔣經國為降低當時人口的出生率(千分之3.46)而讓此條通過了。這雖然是台灣戰後第一次婦女們自主地上立法院旁聽、為自己爭取權益的行動，但《新知》當時並沒有能力為婦女的身體自主權發聲，優生保健法的父權條款仍桎梏著女人 。接著，1985年11月，由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主持亞太地區的「亞洲教會婦女大會」(ACWC)，當年的主題是「觀光與賣春」，長老教會就在9月先開了一場娼妓座談會，我應邀參加，主張將1980年7月崇她社為關心廣慈博愛院雛妓問題所開的座談會結論，即成立「中途之家」或「女子技藝學校」，來代替沒有效果的廣慈博愛院只輔導雛妓3-6個月就放出去的做法，讓院內的雛妓90%地走回從娼的老路。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委員會主委廖碧英為了大會議題「觀光與賣春」，特別去華西街做過娼妓問題的調查研究，發現雛妓市場氾濫，山地少女又占雛妓市場的40-60%。在婦女大會開完之後，長老教會就成立「彩虹專案」，做預防山地少女來北謀職落入火坑的服務工作。「彩虹專案」剛成立就時時接到火坑少女求救的案例，人口販子冒著非法的危險，利用複雜的掩護而侵害山地少女。我與廖碧英也曾在1984年3月去中國人權協會談雛妓問題，報紙披露後，台北市長許水徳表示要好好來管理娼妓行業，卻沒有任何具體動靜。報章雜誌一向愛報導妓女色情問題，目的只不過在幫助讀者增加每日生活的刺激感而已，並不關心「雛妓販賣問題」 。 

廖碧英邀請《新知》參加「救援雛妓遊行」，我們與代表台權會的曹愛蘭一起商量，說服了民進黨政治人物如謝長廷和顏錦福等，表明救援雛妓遊行只能突顯婦女議題，且由我們婦女領導。之後，大家便決定於1987年1月10日下午1點半在台北市龍山寺的大門前集合，展開戰後第一次為婦女議題上街頭的遊行。整個隊伍有三百多人，婦女(包括原住民婦女)走在隊伍前面，婦女新知與彩虹專案前導，台大婦女研究室、台北婦女展業中心、女性雜誌、晚晴婦女知性協會也在文宣上掛名，接著是長老教會的婦女們、然後是原住民、台灣人權團體、天主教團體的男士們。女性雖然排在隊伍前方，整個遊行隊伍仍然男比女多，當隊伍從龍山寺途經廣州街、康定路、和平西路、環河南街、走進寶斗里(華西街)窄狹黑密的綠燈戶巷道時，已經看不見任何站在玻璃門裡的少女們，家家門窗緊閉，原住民團體的男女開始唱起：「山上的姊妹們，你們在哪裡？回到我們山上的故鄉來……」，大家都不禁熱淚盈眶，許多姊妹把呼籲姊妹們逃出火坑的標語貼在門窗上，妹妹元晶一直舉著高高的、寫著婦女新知雜誌社的牌子，下面黏著一張俯跪在地的裸女版畫、裸臀的上方吊下一條鎖鏈，非常醒目。《新知》姊妹們舉著一條橫幅：「妓女應有基本人權！」，我們在小黑巷裡高喊著：「人口販子滾開！」、「反對販賣山地少女！」，我也強忍住眼淚回答記者們的詢問。午後5點多，遊行隊伍到達桂林分局，鎮暴警察的盾牌一字排開，抗議人群的情緒更形激憤，我立刻拿起擴音喇叭，向桂林分局喊話，謝長廷與顏錦福跟在我身後，廖碧英在我右側，記者們在我前面，有人放鞭炮、有人賣力鼓掌。不久分局長劉孝直走出來，在我面前被人群包圍，謝長廷與顏錦福安靜地助長我們的聲勢，劉孝直接受我遞交的聲明書，滿口同意我們的看法，表示一定會轉呈最高警政單位，然而，大家心裡都很清楚，此次遊行救援雛妓的目標必須繼續追蹤才能達成。 

對《新知》而言，第一次救援雛妓遊行之後，才逐漸取得社會認同。接著2月21-22日，《民生報》與《中國論壇》舉辦「女性知識分子與台灣發展」學術研討會，顧燕翎以〈女性意識與婦女運動的發展〉論文，肯定了婦運(從清末到呂秀蓮)及《新知》和我的努力，加上此篇論文不只資料豐富、論述清晰，且理論運用得當，對台灣婦運的發展影響深遠。王瑞香與顧燕翎又在三八婦女節於《中時》人間副刊製作全版的「婦女節特稿」：「從廚房到街頭：我國新興婦女團體跨出新里程碑」，介紹了「婦女新知」、「婦女展業中心」、「婦女研究室」、「彩虹專案」，次日續寫「新環境主婦聯盟」、「晚晴婦女知性協會」等兩個團體，由於文章的「女性主體意識」清楚，不會夾沙帶泥地混淆婦運的內容，對婦運的發展完全正面，且讓讀者們得知台灣社會有一股新的婦女力量出現，從此《新知》不再被譏諷為「一小撮人」的「婦女問題」，我個人也不再被冷嘲為因離婚而心理變態才從事婦女運動。由於更多支持者的投入，我們在1987年11月成立了「婦女新知基金會」，我擔任首任董事長，也開始建立新知董監事年度募款活動，卸下了個人到處找錢的辛苦。再加上當年5月及8月，又有三個新的婦女團體成立，一是5月潘維剛組織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婦女護衛中心，針對婦女的強暴問題加以預防救助，日後催生「性侵害防治法」和「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婦女的人身安全的保障有很大的貢獻。另外是以救援雛妓及對色情行業直接受迫害之女性提供社會及法律協助為宗旨的「台灣婦女救援協會」在8月成立 。由於政府一年來救援雛妓不力，1988年1月，台灣婦女救援會帶頭「救援雛妓再出擊」。這次活動，除了婦女、原住民、人權、教會四大團體外，大學社團和職工團體等生力軍也積極加入，包括台大女研社、環保社、大新社、大學論壇社和研究所、歷史系學生，以及輔大師生、德籍修女、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國立藝專等，已經沒有政治人物參與，完全是社會力量的展現，尤其是台大女研社的參與，對婦運召喚新生代最有影響。此後，新知、台大婦女研究室、主婦聯盟、晚晴、進步婦盟、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等新興婦女團體在1988年初報禁解除後，在台北市為婦女們的發聲，已經取代傳統國民黨的婦女團體。 

再說，中華民國憲法雖然有保障婦女工作權的條文，較具體的勞基法也主張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的待遇，但適用勞基法的女人非常有限，尤其女性占多數的服務業都不在勞基法內，所以在金融機構和許多營業場所的女性員工常常遭到「單身條款」(結婚離職)、「禁孕條款」(懷孕離職)的不公平待遇 。1987年8月3日，台北國父紀念館57位女服務員，為爭取自己應有的工作權益，共同聯署一份委任書，委任呂榮海律師要求館方取消約雇女服務員懷孕或年屆30歲必須自動離職的不合理規定。8月4日，呂榮海律師寄出存證信函，請國父紀念館於8月20日前，取消女服務員懷孕及年屆30歲必須解雇的陋規，同時召開記者會，說明國父紀念館的做法違憲及歧視婦女工作權。記者會後，輿論一致支持女服務員，教育部也明示國父紀念館改進，但館方解決意向不明，又對女服務員施加壓力，於是主婦聯盟與《新知》決議8月18日聯合婦女團體去國父紀念館抗議，並舉行「聲援被剝奪婦女工作權」記者會。此次抗議活動，由徐慎恕及曹愛蘭領軍，主婦聯盟盧蕙馨、陳秀惠、《新知》總幹事李燕芳等20餘名婦女拉著布條到國父紀念館抗議，記者會也非常成功，使得教育部公開指示所屬社教機構廢除陋規。但從國父紀念館的回函中發現，教育部並未限期廢止陋規，如果館方拖延太久，在契約未修改前，有些女服務員將面臨被解雇的關頭。呂榮海律師及慎恕、燕芳、瓊月等人又去教育部向社會司司長周作民請願，8月25日，國父紀念館修定了約雇契約書，取消懷孕及30歲離職的限制，但仍保留一年一聘的制度，對女服務員的工作保障仍嫌不足。同時，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女服務員在南部求救無門，代表15人北上與國父紀念館女服務員及被國立歷史博物館強迫離職的女服務員一起，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請願，同時召開「爭取合理的工作保障」記者會，並宣布組織「社教機構女服務員工會」爭取到底，其結果如國父紀念館員工，修定了約雇契約書，取消懷孕及30歲離職的限制，但仍保留一年一聘的制度。因此《新知》尤美女律師宣布成立「男女雇用均等法」法案 小組，要透過立法行動徹底的保障台灣婦女的工作權。接下來1988年3月台大女研社成立、1989年歪角度讀書會成立，新生代婦運者加入 ，加上《新知》與其他婦女團體也繼續茁壯，匯聚成1990年後多元的婦女力量，婦運慢慢走上坦途，成為台灣社會力之一。 

五、結論和反思 

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總統逝世，都是1980年代末的台灣大事。前者讓台灣社會力大解放，後者因李登輝副總統接班順利，讓台灣政治穩定下來。然而1988年可說是台灣社會力解放非常蓬勃的一年，除婦運外，工運、農運、學運及反核運動都是新聞焦點，他們與政府的角力都很震撼社會，其中婦運反而顯得溫和，帶著一般批評的中產階級性格。記得1970年代末，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就曾被譏諷為「少奶奶運動」，我受批評的影響，曾與艾琳達(施明德前妻)到新店的德華女子公寓試圖組織女工，因女工每月只能休假一日、我又非工廠人而失敗。倒是因此我發現，只有中產女性(教授、醫師、律師、中產家庭主婦)才能貢獻一點錢和時間來做婦運工作。我還記得，在《新知》尚未參與救援雛妓遊行之前，1986年5月，香港記者黃碧雲(1990年代後她是知名的小說家)曾來台灣，也採訪過《新知》社長吳嘉麗，6月2日在《中報》 發表了一篇〈另一種黨外活動：台灣婦女運動必須溫和〉一文，除了介紹當時台灣婦女的經濟、地位的狀況外，特別介紹了從呂秀蓮到《新知》的「新女性主義的旗幟」，對《新知》不碰政治頗有微辭：「既然她們避免與政治掛鉤，只好一方面在等，一方面攪些『男女溝通』、『離婚輔導』等活動了。」，這個批評有其道理，我的確在婦運尚未茁壯前小心翼翼。又，在1988年工運正隆之時，柏蘭芝等女大學生在1988年3月成立「女研社」後，亦為突破婦運中產階級的局限而投入女子工會的活動中。她們去新竹新埔遠東紡織集團四大部門之一的製衣廠，費心地幫助黃秋月與吳秀霞組成台灣第一個女子工會，爭取到女工應有的薪資和生育補助 。她們在10月出版的刊物《新女聲》的發刊詞中說：「在台灣，呂秀蓮、李元貞所領導的婦女運動，以溫和理性的面貌對男女意識形態做釐清的工作，組織了一批在女性意識上有相當自覺的中產階級女性知識分子，唯其始終無法與廣大勞動婦女產生互動，無能由下而上地組織出有力的婦運團體。」；「投向不同領域的勞動婦女，結合所有受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雙重壓迫的中下階層女性，是突破婦運困境的唯一道路。」做為女大學生覺醒的宣言，我對新生代婦運者的豪氣雖然十分感動，卻也不再動搖《新知》走中產階級婦運的路線 。因為這個有局限的路線比較能夠與中產階級為主的台灣民主運動對話，又能動搖父權體制的核心：「性別思想」。 
今年正好是婦女新知30週年，新知已經由我女兒輩的優秀台灣婦女在發展了。我曾經鼓勵她們，婦運必須一棒一棒地傳下去，永遠成為社會力的一支，才能與時俱進地解決婦女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想起當初讀《大學雜誌》刊出〈台灣社會力分析〉一文時，文中並未提及婦女，讓我有點失望，顯然婦女對社會沒有影響力，只是個別、零星式的存在。然而現實的婦女生活如網狀般的問題叢生，如果婦女不集結力量以解決自身的問題，永遠也沒有他人會為你解決。所以我創辦新知雜誌，又因經濟力不足，從不朝專業雜誌的方向行走，而是以雜誌社聚合婦女人才為目標，即使成立基金會以後，仍將新知雜誌當作機關報，走的是社運應走的腳步。以今天婦運已經百花齊放來看，我以為，1980年代的台灣婦運，尤其是新知，所提供給後輩的是組織婦女集體力量的成功，是由婦女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婦女問題的成功。再從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 一書提及的1925「彰化婦女共勵會」及1927「諸羅婦女協進會」，她們集結的時期都很短暫，不超過半年。雖然書中有其他解釋，我以為台灣被殖民、民主運動不成功是主因。但1980年代的台灣婦運，新知與其他新興婦女團體一直存活至今，除了婦女們的努力，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是最重要的基礎。因此我很憂心專制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因為不民主的社會，社會力無法獲得充分的解放。不過，1980年代的婦女新知，多在努力站穩自己，還沒有能力像現在可以聯合原住民婦女、移工、移民婦女、女同志及多元性別的弱勢族群等，一起共創台灣新未來。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婦女新知雜誌》(月刊)，25開本，自1982年2月至1984年6月。 
2. 報紙型1984年10月至1986年3月。 
(以上皆由婦女新知雜誌社出版) 
3. 菊8開本1986年4月至1995年12月。 
4.《婦女新知通訊》自1996年1月迄今。 
(以上皆由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